黃英琦:旅遊政策是雙非問題的禍首(下)

我們的政府一直認為旅遊是毫無爭議的政策;旅遊帶動消費,去年的旅客人均消費逾六千元,「自由行」開通時坊間都是掌聲,近年酒店入住率達九成,甚至香港推出最低工資也能馬上承受,食肆和服務業未有裁員,旅客也有一定功勞。

可是,一個城市中門大開,全面對外開放,難道真的沒有隱憂和長期問題?開放應否無止境,還是有一定的策略?

譬如說,香港的旅遊發展要多元嗎?以前是有這策略的,但有了自由行後,大部分遊客是單一來源,來自內地的遊客佔整體訪港旅客逾六成,當中有部分是早來晚返的不過夜旅客。在去年四千萬遊客中,美國和歐洲客加起來三百多萬,不到一成;台灣客兩百多萬,也不到一成。

又譬如,旅遊的質素要提升嗎?旅客是多了,但大部分只為了單一的購物目標,香港的導遊因為旅客不夠多元而質素下降,能說好英語的導遊減少。兩年前我曾委托本地的旅行社安排來自二十多個城市的律師在香港開會之餘有一天的觀光,我發現旅行社不大想做這宗小生意,導遊的英語只能算是馬虎合格,但對香港的文化景點和認知就完全「肥佬」:我建議到志蓮淨苑參觀,導遊說,我不會講解,你幫我說吧,我從未到過這地方。

政府認為發展旅遊是百分百的好事,我們的社會從未有機會討論旅遊發展策略,連門面的諮詢也沒有。中央政策組也從未計算旅遊對香港的貢獻「及」負擔。旅遊發展局的年報只報喜,從「兩千億」的經濟效益認為香港要繼續開放,擴大自由行。兩千億誠然是很大的效益,但若我們也計算香港為了旅遊發展而付出的成本,特別是從未算在旅遊帳上的「外在」成本,包括全社會必須承擔的代價:公共交通的承受力、舖租的颷升、零售業被國際品牌壟斷,年青人創業難,本地人的生活空間和質素被剝奪,以及這些問題長遠來說如何減低香港的競爭力和「宜居」度,我們可能會得出一套不同的數字。

與台灣朋友討論旅遊,他說,台灣的大陸旅遊才剛開始,但住在台北的他已感到吃不消,街上太擠,內地與台灣人也有生活文化上的差異,台灣遊客已達一千萬了。我笑,台灣人口兩千多萬,現時旅客只是人口的一半,你感受到的壓力與香港相比,太微不足道了。香港去年四千多萬遊客,人口只有七百萬,再這樣下去,香港太遊客至上,本地人會變成弱勢。

旅遊還會帶來許多副產品,例如香港要面對的「生育旅遊」。這不是香港獨有,美國的憲法信奉門戶大開,嬰兒生在美國就是美國人,因此全球不少人都期望能以旅遊為名,到美國生孩子。美國怎樣防範「生育旅遊」?不能完全堵截,只能要求航空公司和入境處人員查證嚴謹一點。這是開放的代價,美國可以承受,香港卻不能,我們與「生育旅遊」的源頭人口不相稱。因此,要減少「生育旅遊」,還是要從旅遊政策的開放性入手。

旅遊發展局是推廣入境旅遊的法定組織,但這機構毫無反思和研究能力,每年只懂得搞大量盛事、錢花得無謂冤枉,只為增加香港在吃喝玩樂的吸引力,不是「美酒佳餚」就是「節慶」,俗不可耐。旅發局視旅客數字的增長為「業績」,政府和立法會也從未質疑,但這真是「業績」?

香港的問題源於政府事事向錢看,不讀書不研究。香港不單是旅遊品牌,我們是一個需要持續發展的城市。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旅遊發展,不是倡議「鎖島」。我只希望政府能夠以更長遠的眼光和高度看旅遊,不要只看眼前小利,而是思考長遠策略,提升旅遊質素和旅客的責任感。旅遊政策的發展,不能建立在剝削本地和製造矛盾之上。我期望旅遊能注入更多文化和社區元素,旅遊景點和產品要多元化,並瞭解國際趨勢。

最近認識一位英國女孩,只廿多歲,去年創立了一個我稱之為「私房導遊」的旅遊網。她認為每個人都是導遊,例如我對灣仔區認識很深,可以幫遊客策劃獨特的灣仔文化歷史美食一天遊,我可以把這信息貼在她的網上,說明我要收費,到她網上瀏覽的旅客有興趣就報名,她的網頁會徵收少量服務費。啟用後,她的旅遊網已有百多位來自五大州的私房導遊,為旅客設計個人化的體驗。我喜歡這意念,這樣的旅遊方法才有特色,又何認識本地朋友,理解當地文化。旅遊真的不止購物呵,只有香港和我們的政府才這樣扭曲旅遊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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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旅遊政策是雙非問題的禍首(上)

近來的內地與香港人矛盾以及「雙非」嬰兒問題的源頭,是人口政策,也是旅遊政策。

香港不是突然多了內地遊客。我們今天面對尖沙嘴和銅鑼灣滿街都是拖著行李說普通話的狀況,是我們的政府這些年為了經濟發展,有計劃地要求和爭取回來的。

「自由行」已適用於四十多個內地城市,聽說煲呔本來想增加至200個城市,幸好他做不到。而旅客來香港只是購物消費,不去理解香港的文化和價值,這種心態也是由政府和旅遊發展局一手造成,因為旅發局只懂安排什麼「美酒佳餚年」和「節慶年」等俗不可耐的活動讓他們參與。因此,我不會怪內地遊客,我只會怪曾政府的施政,有怎樣的政策就有怎樣的後果。

回歸後,遊客數字一直在二千萬左右,穩步上升;2009年,遊客數字還未破三千萬;然而,在短短24個月之間,遊客人數颷升了整整一千一百多萬,增幅超過35%,至2011年底,旅客數字已達4,100萬了。你震驚嗎?

我們對自由行政策從沒有認真的思考,面對旅客增長,官員鼓掌,旅遊發展局高層稱之為「業績」,年終更有花紅,而各大名牌店酒店化妝品店和食肆在這兩年間得到的,是一千多億的進帳,我們面對遊客無處不在,無力也不能反對。

如何理解「四千萬」這數字,四千萬多嗎,還是太少?下一個目標是多少?「四千萬」是香港人口的六倍。每年四千萬,即每個月有三百萬遊客。為了這四千萬及更多的遊客,機場要加建第三條跑道,海洋公園和迪士尼都在擴建;為了遊客,我們的生活變質了:鬧市的街坊食店離場,租金抬高後,只有化妝品集團和連鎖藥房、鐘表首飾店等有能力進駐。

按過去兩年的升幅,下一個目標是五千萬?再過幾年,是六千萬?香港能承受六千萬的遊客嗎?給大家以下參考數字:新加坡在2010年的人口是510萬;同年,新加坡遊客數字是1,100萬,是人口的兩倍而已。

旅遊政策不單看錢,還要看城市的承受能力,旅遊當局也有責任教導遊客如何當一個負責任的遊客。不少自稱旅遊勝地的城市,就因為只向錢看,變相剝削本地人或傷害自然資源,令旅遊事業不能持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無能短視,唯有靠自己吧。因此,除了起哄,花時間想出更多的罵人新名詞,不如多花時間作資料搜集和分析,由下而上作全盤檢討。公民社會一定比政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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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自駕遊,逆世界之潮流

討論自駕遊,不應只從內地司機的駕駛壞習慣、或警察能否有效執法、甚至香港的道路承受能力出發,而是需要從城市的整體規劃和想像開始。

剛看了一篇訪問,對象是美國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apolis明市)的市長賴伯。明市位於天寒地凍的美國中北部,在五大湖旁邊,與加拿大接壤,冬天永遠積雪數呎,人口不到百萬,但明市被美國的單車友雜誌選為全國最好的單車城市,明市被視為北美州最宜居的城市,賴伯則被譽為最成功的市長之一,能與居民一起面對和解決明市的經濟交通規劃環保衛生教育就業等問題。我知道這信息後,確實有點驚訝,也覺得我們井底得可以。

明市人視單車為理所當然的交通工具,每天騎車十公里上班並不當一回事,風雪不改。下雪時單車會裝上防滑裝置,有人更視在結了冰的湖上踏單車為挑戰和樂趣。市內不僅到處都是寬闊的單車徑,市長還把整條街變成「單車大道」 (Bicycle Boulevard),汽車不能進入。在主要交匯處和商業區周邊,更有大型單車停泊及維修場,內裡有便宜的沐浴和更衣設施,讓騎單車的人安頓單車後有機會裝身梳洗上班。美國的聯邦政府被黨派之爭搞得差點要關門,但一般人仍相信市政府,認為它們能做好本份,像賴伯這般有能力、看得遠的市長就更有口碑。

全球七億人口有一半住在城市,我們需要好的城市、好的市政府,早前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一個研究城市規劃的智庫正為世界多個城市舉辦意念創新比賽,主題是:如何在城市減少汽車的使用?看來「好城市」與「減」是有關連的,有新思維的市長對城市的想像是「減」,香港卻反其道而行,是「加」。

香港是嚴重的汽車主導城市,近十年來的新市鎮和填海規劃,幾乎是全面汽車優先。且看西隧出口就可瞭解政府內部的規劃優次,路政運輸為第一,可以先在西九填海區「霸地盤」,十線高速公路及其副道就像一大串意大利粉般呈現和佔據填海用地的中央,「社區」只能瑟縮一旁,公園更不要提了,被切割成不同的小塊放在社區邊緣。

為了旅遊、經濟、融合,我們的政府已決定開綠燈,歡迎自駕遊,約已簽好了,北上南下車輛不斷往來是早晚的事。大量內地汽車來到香港,會發生左右不分、安全和空氣污染等問題。最重要的是不能再走回頭路,叫停,檢討車輛數目,從「加」的思維走向「減」,讓未來的城市可以不依賴汽車。

我知道特首不是首爾前市長,為了清溪川的重現,乾脆把一條長十公里的行車天橋和主要交通要道拆卸。香港也有類似的堅拿道天橋,橋下蓋著百年前的「鵝澗」,當年河邊的百年老榕樹與溪澗雙輝映,是灣仔的「鵝澗榕蔭」美景,但堅拿道天橋是不可侵犯的。我也有自知之明,香港永遠做不了明尼阿波里斯市,運輸部門不放單車在眼內,在市區踏單車是風險極高的玩意,彌敦道不可能成為單車大道。

我的願望很卑微:在自駕遊推出前,請政府與公民社會一起討論:可持續的城市發展需要怎樣的思維,要多少汽車;城市的車輛能否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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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經驗尋找香港創意

「那時我們從一片混亂中抬起頭來,見香港、上海都彷彿把台灣遠遠拋離,這令我們失去了自信。在絕望中,我們決定放棄競爭,開開心心做自己;沒想到,結果反而成功了。」筆者六月在「中華創意產業論壇」上再遇台北文化藝術界的資深推手蕭麗虹,她在午飯時,悄悄地給我做了一個「台北經驗」的總結。

蕭麗虹的話給了我莫大鼓勵。本來,我自信對文化創意產業還有一點認識,但聽完一個早上的官話,竟突然迷失了。先不說兩岸三地對文創產有著幾乎截然不同的概念和話語,以及對原則、內容和技術性的偏重;更令人摸不著頭腦是領導人振振有詞的,明明應該是的原來不是,明明不是的卻原來就是——例如,台北副市長李永萍認為搞「文創」,首要的條件是自由,但在搞「創產」搞得意氣風發的上海,聲稱於世博期間開放網禁也上不了Facebook。又例如,一位香港參加者抱怨,創意為何總要扯上產業才被人重視,另一位上海參加者卻批評,這個論壇講得太多創意,應該多談產業才對!再例如,當研究文化聚落(cultural cluster)的三地學者競相警告,聚落應由軟件帶動,同時配以硬件的有機發展,方可以避免「創產園區」走上地產發展和政績工程的歧途;上海官員卻仍一味強調園區發展的必要性和成就。

在迷失的狀態下,我終於明白到全球化裡,市際和區際的競爭,也終於感受到「上海威脅論」的焦慮。但香港卻只有自己:我們的官員一直在自說自話,說完就走,連留下來與其他領導人交流的時間也不願意撥出。不要夢想他們能領香港人出迷陣,很明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但看來他們也不介意。那麼,香港人還可以怎樣「開開心心做自己」呢?

論壇結束後,我跟蕭麗虹詳談了一次。她提到不少台灣文化人在政治上失意之後,決定放棄做大事,回到自己覺得仍可信的圈子,認真想想還可與甚麼人合作做甚麼?「正是這種協作,跑出很多small is beautiful的東西來。不到三年,台灣出現了很多民宿,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獨特精粹;產品也一樣。很多這種I can do something more的能量被發掘出來。」

從蕭麗虹這個謙卑、小即是美的角度去思考令人眼花撩亂的文化創意產業,有幾點是值得香港人注意的。首先,我們不能因為創意產業在一些地方(如英國、南韓),於反覆的金融危機中仍能維持經濟增長,那就一窩蜂去做。上海正是犯了這個「毛病」,令很多資源都投在錯的地方上。我們要想想自己的文化、傳統、優勢和條件在哪裡,而障礙又在哪裡?例如,香港人常自詡具有強大的變通和適應力——這解難能力無疑是很富創造性的,而且不難被產業化。問題是,日益膨脹和僵化的官僚規例、太強調一致性的教育制度、失控的地產霸業,以及越來越非人性化的趕忙生活模式,是否已令香港人急速失去變通創造的自由?

創意產業更重要是依靠公民社會的能動性和力量。能動性是指民間的自發動力,力量卻是指這股能動力不會被官方動輒施以高牆撼雞蛋,甚至只是「唔得、唔得,同唔得」的官僚程序的擠壓。

作為較小型的城市,我們很容易受大國崛起的辭令(rhetoric)影響,而產生恐懼和失去自信;然而,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創意產業要能做到為資源保值,甚至增值,關鍵並不在全球,而是在本土(local)。思考問題的意識應該在:是怎樣一個本土能令人更方便舒適、更健康快樂,並能一展所長?是怎樣一個本土能給人更多feel、靈感和文化厚度,創造更多資本和知識?這樣的一個本土,不是靠鬥平鬥賤鬥剝削員工,和連市民福祉都「開放」給自由市場競爭來成就,而是靠「食腦」所得;而腦袋是長在人身上的。

原載於《信報》2010年7月16日

後記:蕭麗虹金句:香港應找出自己在制度、思維、文化、人民素質、生活方式等之上的真正優勢,而不是胡亂製造和相信XX威脅論,把別人的糟糠當成珠寶而盲目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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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陳偉群論香港社會十大失敗

二○○三年區議會選舉,陳偉群把票投了給我,因為覺得我「好得意」:做選舉宣傳時竟然只是靦腆地跟路人打招呼,抱着單張卻不派。這件事一直成為他日後閒來取笑我的話題。他看出我的善良,我也因為他的善良而敬重他。我愛叫他WK,因為大家是在PPWK(西九聯席)熟。WK不但是西九,也是公民社會的大腦,但他亦是悄悄地在弱勢群體背後提出精妙點子的神秘小巨人。從他在香港總商會的工作,以及老成持重的待人接物,不容易讓人猜出他稚氣笑容和黠慧眼神底下,其實是一顆左翼激進的心。今年六月,他在「我們的未來」研討會上回應我和司徒薇有關九七前後社會想像的發言時,就聲稱以「新左派上身」,提出了「香港社會的十大失敗」的批判。

系統性的失敗

WK向來屬「無廢話派」,二十六分鐘的發言,字字珠璣。十大首當其衝的,是政府在領導上的失敗。WK批評現今的政府已不再做政策,而只做建設。他認為,很多政策都需要做大手術,需要有勇氣的政府去領導;但很明顯,要在今天推行政策革新,幾近不可能。那牽涉到第二種失敗:行政上的失敗。最明顯是今天的中層官員大都缺乏自信,也不再對自己的工作負責。那固然是由於缺乏明確可行的政策,但亦可能涉及WK在離世前不久所提出,尚待發展的「新的腐化」理論。

至於第三種失敗,是政治系統的失敗。於此,WK只說了一句:「給大家找一個像樣的政黨看看可以嗎?」接着,是公民社會在可持續性上的失敗,似乎二○○三年之後,新臉孔多了,卻只是稍比曇花一現好一點。不過,最值得留意的是,社會再生能量上的失敗。WK問:「激進的年輕人都到哪了?常言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就說少年不左,天昏地暗;香港現在就正是天昏地暗。」他認為,社會系統上的「去激進化」,把年輕人應有的改變社會的能量都消弭於無形。他提到後殖民時期的香港官僚系統,已變成了吃人不吐骨的機器;曾經有理想和醒目的年輕政務官,進入系統後不消幾年,就形神俱滅。這或許亦某程度回應了他所指的第二種失敗吧。

程序性的失敗

除了系統上的失敗,同樣重要的是過程與行為上的失敗。首先,WK認為,特區政府已經不再作決定(當然,因為無政策所以難決定),政府甚至無法做到真正的矛盾解決(施政和管治上的失敗)。反之,它最成功的,是學懂了「公眾參與」的修辭,然後棄掉其內涵,厚顏無恥地進行暗盤操控;諮詢區議會關於皇后碼頭就是最佳例證。然而,參與(engagement)上的失敗並非政府獨有,只是方向不同;WK認為利東街「本應還在那裏」,因為「保留」原本是一個可能性。永遠的失去,政府和市建局固然犯了最大錯誤,但公民社會是否也做少了一些、做錯了一些事情?他毫不忌諱地質疑,社會運動是否總是沒瞄準目標就衝(hit and miss)、總是不知何時停止,或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態?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一個運動的動力,往往會隨着發起人的來去而「此起彼落」,用我的譬喻,就是運動永遠是可以放進背包帶走,而從不生根的!這是政府、公民社會、學界和專業界在參與上的失敗。

第八點是社會構成過程的失敗,在能量建設(capacity building)上,能有較具創意的社會運動嗎?在社會資本建設上,無論成敗,行動過後有東西可以收割,將之維繫成為資本,然後再作投資嗎?在社群向心力建設上,往往是有事才結盟,無事鳥獸散。而在組織的建設上,WK問:「有沒有什麼是恆久的、浩氣長存的?」沒有,就是失敗。

可以怎樣?

最後,WK嘗試為香港社會開藥方。他認為,香港社會要向前行,就一定要處理願景上的失敗。即是說,如果由政府帶頭,最大的理想是get the job done(我要做好呢份工),那社會怎可能會有理想?要整理香港文化想像,首先就要問:香港社會的理想到哪去了?此外,公民社會要談民主、去殖等,絕對不能與中國分開;WK批評香港人除經濟外,對內地的民生、文化、民主發展、歷史等等都幾近一無所知,遑論貢獻。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慣常對官員的批評是:得把聲,arrogant and out of touch,但這會否也是內地人對香港人的形容?」  然後,是rationalities構成的失敗。Rationalities,直接譯作合理性,是理性過程的結果。健康的情況下,政府和民間都必然有不同的合理性,是把來自其本身的信念、想象、經驗,整理成為一套有系統、有邏輯、有理想、有思維的合理性;社會的構成,應該就是這些合理性之間的相互競爭,甚至磨擦。然而,現今社會上所見的,恐怕只是非理性的、不合邏輯的群毆,赤裸裸權力的鎮壓,以及扭曲是非黑白的不按理出牌(foul play)。至於怎樣才能把民間發生的事情整理、整合成一種合理性?WK強調,社會要改變,就一定要由下而上。他認為一般民眾的經驗是社會文化的根基,中間存在着其本身的合理性;我們要透過有效的公民參與,去做社會構成和能力建設的工作,然後建構成一種合理性,透過政治、經濟、行政、管治互動,最後再回到民眾生活裏。

先知的限線

WK曾經說過:「有時大家都不太明白我的話,但我講完就算了,假如那還不是時候。」也許,他預知自己的生命有限,不能浪費在重複的周旋之上;但實情是,人生無常、世事息間萬變,誰也不知道我們的美好光景還有多長;如果我們是真心疼愛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是否應該立刻反省,改變逃避、苟且、傲慢(但同時自卑)、滿足於膚淺、自暴自棄和故步自封的態度,為香港急起直追呢?

原載於《信報》 200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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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導遊知識

如果問:「導遊」需要具備甚麼知識?大家會立刻聯想起甚麼?會是「孫中山紀念館位於香港中環半山(A)道七號。參觀人士可使用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至(B),再沿西步行約(C)分鐘到紀念館」嗎?

這是旅遊業議會導遊核證制度裡,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的「香港知識測驗」模擬試題,是導遊要續牌的考試。括弧裡的是填充問題。答案是「衛城」、「堅道」,和「五」。

我想問:這算是甚麼知識了?還叫專業!難怪我們的導遊都那麼膚淺。記得有次工作上需要,參加了一個大嶼山遊的本地團,導遊的知識不錯很「豐富」:八卦是非、鬼古,說得頭頭是道,但遊大佛時關於佛教的資料是錯的;遊大澳時完全說不出棚屋的文化和歷史,大概只有經過東涌的屏風豪宅時,說得對發展商的寶號吧。

如果我告訴你,在北京的書店裡,放在「導遊」一欄的,除了技術性的課本以外,還包括一本《人文北京》,羅列了四朝北京老地圖;從西周到滿清七個以北京作首都的朝代簡史;十二條胡同、十個老字號、十一道舊城牆,還有王府、文化老建築、名人故居和寺廟的滄桑。當中沒有像我們般誇耀證券交易所的市值、也沒提全港最貴的車牌是幾多錢(模擬試題)。你怎樣想?

旅遊業並不只是一隻套取外匯的乳牛,導遊更是把香港和所有遊客連起來的橋梁,是把香港的歷史、文化介紹給世界的大使;如果導遊只會從香港有「幾多錢」去講香港,那麼,對遊客來說,香港是沒有價值的,因為錢,全世界都有——但香港獨特的文化和歷史,全世界都沒有啊,為甚麼我們都珠寶漏掉了?不要怪導遊,就看理大的「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三年半課程吧,文化竟與款待連在一起,也只佔半科。哀不?

原載《東方日報》200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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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又如何

由廿一年前第一個「八八直選」口號開始,香港民主運動如世界各地一樣,一直把爭取民主約化成一個年分和一個「選」字;無疑,有得揀,你至係老闆,但選,並不是民主的唯一甚或最重要的內涵,人民民主素質和普選的內涵和細節,與年分同樣重要。

魔鬼在細節

全國人大對2012進行了「宣判」,不少人感到很失望;然而,就是2012「真的」讓大家選了,但候選人只可以是北京首肯的曾蔭權A、曾蔭權B,和曾蔭權C,大家就會覺得很高興了嗎?張曉明說得最坦白,維持特權階級的特權很重要,沒說出的那句是,因為只有這樣,議會裡面才會繼續有足夠票接受利益交換,維持不合理制度的合理性;張先生說的這種以維繫特權階級特權,而非讓少數弱勢者聲音不致被主流淹沒為目標的功能組別選舉也是普選,這樣的普選,大家接受嗎?

說到底,魔鬼在細節裡,但香港人從不著重細節。請問,有多少人,包括搞民運的,曾仔細看完對上一本《政制發展綠皮書》?有多少擁護2012(或2017)的人曾認真自行思考不同的方案、門檻、模式、組成辦法?

讓人民當家作主

多年來,本土民運最大的弊病,來自於對細節的懶惰,亦是對民主真義的輕視——如果我們同意,「民主」最基本的定義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那當然,透過選舉的模式讓人民有話事權,那是最基本的,但培養人民的思考和話事能力,那卻是更更更加重要!可惜,爭取民主人士為了「怕講得太深市民唔會明」,往往會將民主變成口號、將民主變成年分、將民主變成可在二十秒內說得完的電視soundbite。例如,面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泛民主派本應做的,是宣傳和解釋泛民方案,並協助市民理解、分析普選最重要的枝末細節,但最後,卻是做一場只能從高鳥瞰的「撐傘行動」,以及搞份「範文」,讓市民腦筋動也不用動,只要簽個名,就搭上「推進」了民運的便車。

肥彭年代,民主派是主流,人心所向,「民主」得來太易、太即食,沒來得及消化,也沒想過要深化。然而,回歸後,很多事情都變得不一樣。要真正建設一個讓香港人take pride, take ownership的香港,是不能靠餐餐吃即食麵的。過去二十年,香港一直陷溺在政制爭拗中,沒有時間亦沒有空間,去好好面對越來越多、越來越刻不容緩的決策難題,如全球經濟一體化、城市的持續發展和規劃、舊區重建、人口政策、房屋醫療教育……而承傳自殖民地的管治模式,卻已開始落伍於時代——民主對後回歸的香港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此:與其閉門做車,讓市民反對要推倒重來,不如把決策空間先開放,讓市民參與,共同制定有足夠認受性的的政策,讓社會向前進。

不要忘記,今天雖然未有全面普選,但我們一半的立法會議員及八成區議員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他/她們上台後,把自己化成了立會/區會裡的「一張票」,時間都花在學習票與票之間的利益交換,有幾人曾落力推動居民民主參與,培養基層民主素質、讓香港「循序漸進」建立起民主文化來?試想,假如實行了全面普選之後,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擴大了的同一局面,對於熱愛民主的人來說,那該會是如何地令人失望?因此,與其繼續喊口號(當然,口號是要繼續喊下去的)不如,讓我們從這一分鐘起,整個民主運動的朋友,從民間團體到政黨,都開始嘗試以創新思維,化被動為主動,在生活的每一天裡滲透民主內涵,推動社區參與,讓公民社會被賦予能量,讓市民都擁有辨析細節、當家作主的能力以及民主素質,那麼,誰怕2012沒有普選?還未到2017,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已經正在實踐民主。

原載於《信報》200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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